◎策划邓钰路陈苏撰文陈苏许金艳戴群

　　在茶道、文人、丝弦里，我们看到了千百年前宋朝的风雅；

　　在灯火通明的夜市、一应俱全的酒楼、街上小贩的吆喝里，我们看到了宋代的市井生活。

　　著名文史专家葛兆光曾说，唐文化是“古典文化的巅峰”，宋文化是“近代文化的滥觞”。从两宋开始的平民化、世俗化、人文化让宋韵文化带着浓浓的烟火气。

　　让我们试着将目光投向那时候的嘉兴，看一下嘉兴宋韵的烟火味儿。

　　如《梦华录》一般，嘉兴两宋时的市井生活里先有茶的味道。

　　宋人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说：“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

　　当时的江南，是极其重要的茶叶消费区，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民间饮茶、斗茶之风盛行。

　　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，家住钱塘，画过一幅《茗园赌市图》，画的就是斗茶，画里有小孩子、妇人和男人，大家就在市集里斗茶品评。

　　斗茶为宋代士大夫所喜爱，他们不仅喜爱饮茶，还身体力行，自己种茶、采茶、制茶。

　　北宋潘师旦早年曾任秀州知州，晚年在南湖边建有园林，称“会景亭”，有一景叫茶溪。因为爱茶，他还在私家园林中种茶。

　　茶文化研究者潘城认为，“两宋时期，特别是南宋，临安成为一个喝茶、点茶、斗茶的不夜城，当时的瓦舍勾栏，茶肆林立。可想而知，嘉兴在南宋时期的饮茶、斗茶、点茶的繁荣状态，应该是跟临安连成一片。”

　　南宋迁都临安，大批世家大族迁入嘉兴，人口增加，市井生活繁荣，人们在瓦舍勾栏听曲、看戏、喝茶。市井生活的发达，直接促成饮茶斗茶的狂热。

　　喝茶需要好水。宋代嘉兴籍诗人张尧同在《嘉禾百咏》中就写了嘉善的幽澜泉：

　　幽澜泉的泉水，非常适合煮茶。元四家之一吴镇的名画《嘉禾八景图》中有一处“武水幽澜”，也被潘城看作是嘉兴茶文化的重要标志，“我想七百年前的吴镇一定常喝幽澜泉水，宋代嘉兴的诗人也多有歌咏，可以证明这个嘉善的幽澜泉在宋代嘉兴就是著名的品茶名泉。史料记载此水‘煮茶无渣’，*适合点茶。”

　　在嘉兴，一直流传苏东坡曾“三过嘉禾”。苏东坡来嘉兴，每次都喝茶，留下后来旧志里记载的五处“东坡煮茶亭”，包括三塔寺、本觉寺、湖心岛、壕股塔、真如寺。

　　东坡先生几次来嘉兴，都喜欢去寺庙，并与长老煮茶论道。

　　两宋时期，嘉兴有很多古刹。中国的茶一直是跟佛教紧密结合，尤其是禅宗的寺院，讲的是茶禅一味，两宋时的嘉兴很多寺院几乎都是禅宗。

　　苏东坡在嘉兴留下很多诗篇，“鸳鸯湖边月如水，孤舟夜傍鸳鸯起”也成为后世歌咏南湖的名句。

　　茶生活之外，宋时的嘉兴还有名酒，嘉兴的名酒秀州月波、清若空，分别出自两宋。

　　宋代鼓励饮酒，在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*多见的建筑是酒店、酒肆，南宋时，每当新酒出炉，酒库要大做广告，为什么鼓励饮酒？粮食富足，酿酒业随之兴起，而且酒的消费能带来可观的酒税，当时的嘉兴，“岁收酒税11万余贯，属两浙各州之首”，也是在那时，秀州月波酒、清若空等美酒名闻四方。

　　宋朝的夜市也非常流行。这在中国历史上相当少见，热闹、自在，也没有太多拘束。在夜市里，不管你是豪士大贾、文人雅士还是普通居民，都能找到各自的乐趣。按照不同时令，夜市的美味也不断变换花样。除了美食，众多带来精神享受的活动，也活跃在夜市中。

　　当时的夜市上，人员往来，叫卖声绵延不*。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，我们可以领略到此番景象，“一天灯雾照彤云，九百游人起暗尘”的描绘，既笼罩着迷离诗情，又衬托出“车马阗拥”的景象。

　　北宋时嘉兴城有个商业街叫大市上官街，嘉兴文史馆馆员董雄说，现在的嘉兴中山东路(从建国路口至禾兴路口)是其中一段，清末民初称为集街，集即市集。北宋时此地已人口稠密，“列肆市中，百物辐辏，喧哗杂沓，昼夜不已”。

　　想象一下，宋代嘉兴人在这里品尝美食之余，吹拉弹奏、说学逗唱、歌舞小戏、卖艺杂耍、说书卖文、填词作画、品酒斗茶……娱乐方式多种多样，雅俗共赏。

　　如果我们有机会穿越到宋代，或许就能见到金庸武侠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里描述的南宋时嘉兴的市民文化。宋室南渡之后，嘉兴地近京师，市况更热闹。完颜洪烈的财物被朱聪盗走后，嘉兴府盖运聪前来道歉并奉上金银，“完颜洪烈怀了金银，径往闹市走去，见城中居民人物温雅，虽然贩夫走卒，亦多俊秀不俗之人，心中暗暗称羡”。

　　据《至元嘉禾志》记载，宋末元初，嘉兴街坊有七十余，桥梁有七八十座。其街巷、桥梁名称中的一部分，是以行业命名的，如醋坊、鱼行、丝行、米棚、猪儿、船厂、孩儿等，从街巷名称中还可知道城内已有混堂(浴室)、瓦子(戏馆)等设施。南门外西起米棚下，东至南湖边，一直延伸到南堰，是绵亘数里的商业区，一派“人烟稠密，灯火万家”的景象。

　　自此，城市向城垣外发展，居民区也开始移向城外，城南鸳鸯湖、滮湖畔园林罗列，南湖周边，多豪门大家的园林别墅。

　　在古代，手工业的水平往往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，市井商业的繁荣，也代表着手工业的繁荣。宋代嘉兴，集市上手工业品繁多，丝绸、漆器、金银器皿都精美*伦，宋祝穆在《方舆胜览》里说，嘉兴的“百工技艺与苏杭等”。

　　为什么在宋朝嘉兴手工业会达到一个高峰呢？

　　嘉兴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杨自强先从中国的气候说起，两宋之交，嘉兴气温下降了2，生物分布区因此南移了2°~4°，“这意味着什么？大量的北方作物，特别是小麦、棉花和蚕桑，在嘉兴大量种植，加上精耕细作和农田技术，嘉兴成为全宋粮仓和财库，老百姓富了，市场才有需求，也才有空闲时间发展手工业。”

　　另一个原因是宋室南迁，嘉兴靠近都城，大批工匠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。

　　大运河的开通，嘉兴商品贸易在宋代达到很高水平，给手工业品的销售创造了条件。宋代是热衷于发展经济的时代，朝廷关注市场经济发展，推行重商政策。

　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嘉兴手工业大发展，“既有经济基础，也有社会因素，还有文化的原因。”

　　手工业不仅有技术含量，也要有文化内涵，相当于今天的文化创意产业，不仅要提高工业水平，还要有审美价值的提高，“两宋，特别是衣冠南渡士大夫带来的北方文化跟嘉兴文化交融，嘉兴文化，包括人们的审美******得到了提升。”

　　北宋嘉兴有制墨名家沈珪。沈珪，生卒年不详，原名不详，“珪”是制墨后改的名，为了向五代制墨名家李廷珪致敬，他的儿子取名沈宴，因为李氏之子名李承宴。沈珪早先是个贩卖丝绸的小贩，往来于嘉兴和黄山之间，徽州是当时的制墨中心，沈珪在那里学会了制墨。沈珪很有天分，“以意用胶，一出便有声称”。沈珪以松煤杂脂漆滓烧烟，墨精黑发光，称“漆烟”，但沈珪一直遗憾自己没学到李廷珪的“对胶法”。

　　他去居彦实家制墨，因墨出灰池太早而断裂，居彦实舍不得丢掉，便将断墨蒸浸，分离出的旧胶加上新胶重制，出来的墨竟坚如玉石，沈珪因此悟出“对胶法”，自书墨铭“沈珪对胶，十年如石，一点如漆”。

　　沈珪的墨，使用者都是文人，无论是审美价值，还是实用价值，都堪称佳品，也因而颇受士大夫的赏识，北宋著名学者、曾任秀州知州的程俱认为“沈珪漆烟*善”，沈珪拿来叶翰林的诗，请程俱题诗，程俱以七言歌行赞赏他精湛的制墨技巧。数百年后，清代嘉兴诗人朱彝尊也在《鸳鸯湖棹歌》中纪念这位名匠：

　　随着农业、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，市场上商品种类更加丰富。宋人笔记《袖中锦》记载了当时号称天下*一的商品，“监书、内酒、端砚、洛阳花、建州茶、蜀锦、定瓷、浙漆、吴纸、晋铜、西马……”

　　唐宋时，髹漆技艺渐趋成熟，于是有了一门漆器工艺：雕漆，匠人在器物胎型上涂刷数十层朱色大漆，将干未干之时，以刀代笔雕刻纹样，谓之“剔”，剔红因色泽喜庆而*为多用。

　　《髹饰录》记载，“北宋名匠多在定州，靖康以后，群工南渡，嘉兴髹工遂有取代定州之势。”

　　宋元时的嘉善工商聚集、漆工荟萃，成为全国闻名的漆器产地，明代学者黄成在《睬饰录·坤集·雕镂第十·剔红》记载，“宋元之制，藏锋清楚，隐起圆滑，纤细精致”，可见，宋代工艺水平之高。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记载，都城临安城里分布着许多著名漆铺，其产品多出自浙江嘉兴、临安、温州等地。

　　经过宋代近三百年漆器生产的兴盛时期，元代漆器工艺在其基础上日臻完善，成为中国漆器艺术的繁华时代。元代制漆工匠主要活跃于嘉兴，元初甚至于该地设官作嘉兴漆作局，负责漆器的生产制作。

　　西塘自宋开始，乃至元明都是雕漆的中心，在元代，这里更是出现了两位*级名匠，《嘉兴府志》称，“张成、杨茂嘉兴西塘杨汇人，剔红*为得名”。

　　两人刀法圆润，线条饱满。“他们的作品臻于化境，彰显元代漆器的兴盛。”嘉兴资深收藏家、嘉兴市地方档案文献史料研究员周荣先说，剔红艺术也因有这两位宗师级人物，备受后世推崇，“这项技艺传入日本后，被称为‘堆朱’，意为剔红器系朱漆叠堆后雕成。又取杨之姓张之名，以‘堆朱杨成’称呼剔红匠人，沿用至今。”

　　两宋之时，金银器也开始步入民间。当时，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取向直接影响了金银器风格：形体小巧，清秀雅致。目前所知的考古发掘中，大宗宋代金银器的考古发现基本都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流域，可见当时包括嘉兴在内的江南一带金银制造业的繁荣。

　　元代金银制造更是盛极一时，元陶宗仪在《辍耕录》载：“银工之精于手艺，表表者有声者，有朱碧山、谢君余、谢君和。”

　　朱碧山是嘉善魏塘人(今西塘)，其作品大都做成银槎式样的酒杯，可谓匠心独运，冠*一时。“当时大官名流多以能得到他的作品为荣。朱彝尊也对朱碧山的银槎赞不*口，曾作长诗《银槎歌》以赞之。”

　　目前在世界范围内，已知存世“朱碧山银槎”仅四件。周荣先回忆，嘉兴博物馆在新馆落成时，在大门左侧竖立着由嘉兴雕塑家陆乐制作的仿朱碧山“龙槎杯”雕塑，“远远望去头戴道冠身着长袍的老者，乘坐槎杯之上，悠然自在，借助当代嘉兴艺术家之手，我们有幸一睹这位嘉兴名匠的国宝级作品的丰采。”

　　巧合的是，三位元代*级名匠都出自江南小镇西塘。

　　这就要从两宋时期，江南逐渐兴起的市镇特色经济说起。

　　宋朝的城市就基本功能分为两大类，一种是县以上的政权机构所在城市，一种是工商活动为基本特征的镇集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春堂在《大宋梦华：宋朝人的城市生活》中，根据《元丰九域志》统计，北宋时有小镇超1900个，据他估算，南宋至少有1200个，当时，涌现如此多的城镇集市，正是宋朝城市发展的主要表现。

　　宋室南迁后，经济重心南移，江南地区迎来发展的大机遇，北方人口大量涌入，嘉兴也因此逐渐兴起一座座市镇，手工业逐渐兴盛。

　　西塘在南宋时，渐成规模形成市集。陶宗仪在《辍耕录》中记载：“秀之斜塘，有故宋大姓居焉，家富饶，田连阡陌”，商业开始繁盛起来，到元代手工业达到高峰。

　　因此，产生*级工匠就成了自然的事，“北人南渡带来大量人口和先进的农耕技术，促进了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，也促进了文化交流。”嘉兴文化学者韩金梅认为，“宋室南渡加速了文化中心的南移，文化氛围也日渐浓郁，嘉善地区的地位得到提升。”

　　谈到两宋，杨自强认为，“这个时候*明显的是出现了特色经济小镇，嘉兴的特色经济，也是从宋朝开始。”

　　除了西塘的漆，还有海盐的盐，濮院、王江泾的丝绸，魏塘的纱，当时嘉兴还有盛产玩具的市镇。

　　南宋出现特色小镇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
　　“说明有了分工，经济发达，需求多样化，两宋时手工业可以从农业上脱离出来了，成为一个比较发达的产业。”两宋经济贸易让手工业品作为商品有了产业化的条件。

　　桐乡市女作家协会*徐玲芬介绍，濮凤随宋室南迁后，在濮院定居，当时濮院只是一个草市，“他把北方发达的农桑业和纺织业带到濮院，以机为田，以梭为禾，种桑养蚕，机梭纺织成了当地特色，濮院也渐渐成为丝织业小镇。”濮绸发端于两宋，到了元朝，濮家设立四大牙行，招揽远近客商，销售丝绸，相当于将丝绸市场发展起来，“海内争夸濮院绸”，到了明清时期，濮院成为江南巨镇，有了“日出万匹绸”的美誉，名闻海内外。

　　“这里的自然条件适合种桑养蚕，经济重心的南移，北方匠人带来的先进技术，提高了本地种桑养蚕的水平，再加上当地人有意识地发展丝绸产业，几方面因素形成这样的模式。”濮绸的兴盛，与后世的毛衫产业有着相同的血脉，家家户户的机杼之声从两宋开始延续，至今没有中断，从丝绸到现在毛衫。徐玲芬以为宋朝*大的优点是特别重视经商贸易，南渡以后，甚至好多士大夫都经商，“宋朝给南方带来思想观念的解放，经商理念的新气象。江南小镇发展崛起，从两宋到元明清，至今，市镇经济依然支撑着桐乡经济的基础命脉。”

　　不仅濮院，嘉兴乃至江南，特色小镇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撑，“影响*明显的是明朝。特色小镇，嘉兴跟苏州是全国*多的，嘉兴甚至出现濮院、王江泾等三四个万人以上的市镇。”杨自强还注意到一个现象，两宋时，嘉兴是全宋粮仓，但到明朝以后，嘉兴已成为粮食进口的地方，为什么？

　　嘉兴的发展*初是扩大土地，南宋时，人口增多，通过精耕细作等技术手段，提高亩产，当时，嘉兴水稻亩产是全国*高的。明朝，再精耕细作也解决不了问题，就大力发展手工业，主要是丝绸，丝织业从农业上剥离出来，然后从外面买粮食，明朝时出现好几个米市，“商品经济发达，以丝织业为主的手工业发达，可以说，嘉兴的腾飞实际上就是从宋朝开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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